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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国家统计局前几天刚公布了我国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相关主要统计数据。GDP同比增速为4.7%（其中三次产业的增速分别为3.7%、3.9%与5.2%)，社会消费商品与服务零售总额增速2.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7%，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为16.9%（其中出口增速13.4%、进口增速22.1%），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CPI与PPI分别上涨1.0%与1.5%。
从这组数据我们可以判断，内需相对疲软的基本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当前供强需弱，内需消费是主要的瓶颈约束。但是决定内需消费的主要是永久性收入与价格，目前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低，因此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收入财富端。如果仅从总量上看，我国的居民储蓄上半年新增存款7.58万亿，居民存款总规模达174万亿，再创新高。但是从结构上看，总存款中的70%由前10%的居民拥有，半数家庭的存款不足9万元。这说明，大多数家庭的储蓄是较低的，如何增加这些人的收入与财富依然应是提高总消费的最主要思路。
从就业方面来看，结构性矛盾突出：新兴产业如机器人、储能、集成电路、智能装备上下游全链条扩招，而传统产业如地产、建筑、传统家居建材、低端流水线制造、基础行政与客服等岗位过剩。中年就业相对稳定，但是青年就业内卷严重，是最主要的就业承压点。具体而言，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1270万人，同比新增48万；叠加往届待业青年、留学生，青年求职总规模超1500万。外卖、网约车、社区服务、自媒体等灵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是青年、大龄转岗人员重要兜底渠道，但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保保障不足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提高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是缓解全社会养老负担的必然选项，但这又会相对减少青年的就业岗位，因此一定程度上构成两难选择。
总体来看，我国的GDP增速今年一季度的5%, 二季度为4.3%, 而去年的四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是5.4%，5.2%，4.8%，4.5%。以此推测，我国今年全年GDP增速恐怕很难再达到去年全年的5%，即使要达到4.5%这个目标下界也需全力以赴，科学应对方有可能。
为此，笔者重点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点建议：全力、紧急地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的股市，提高股市回报率。如果做到这一点，可以起到一石数鸟的重要作用。
其一，有望提高居民的消费内需。这是因为房地产已经不再是居民进行家庭财富投资与管理的主要手段，而银行的储蓄利率很低，只有相对稳定且快速地提高居民的预期财富水平，才有可能较快地提升本国消费内需。如果我国股市的长期平均回报率可以持续稳定地高于, 至少追平名义GDP增长率，那么就可以让居民找到可替代房地产投资增值的财富增值管理方式。
其二，有利于改善金融结构，促进创新密集型的产业进行升级。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产业从“跟跑”变成“并跑”甚至“领跑”，加之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我国产业升级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尤其是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的发现都需要大量的研发投资。基本的金融学原理告诉我们，针对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最有效的融资方式是股权直接融资。
其三，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优化产业政策的执行效率。我们应该让更多的民间投资者充分发挥各自的智慧去选择产业投资的方向与目标企业。
其四，更好地消化与降低金融系统中已有的债务风险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与民间企业或居民债务，降低对银行的依赖，分解银行内部积存的风险。
广大股民对于股市的关心要远远超过对GDP增速等学术专业性比较强的经济指标的关心。如果股市表现好，那么将会对社会信心起到有效的整体协调与促升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消费，也有利于各个产业增加投资、创造就业，形成正向循环。
改善股市绩效对于中国经济的短期与长期、需求与供给、发展与安全皆具积极正面作用，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加需要一个健康的股市。
第二点建议：由中央财政支持，或者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继续加大与民生相关、消费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投资。例如，对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地下排污与燃气管道的更新修缮、公共停车场的扩容更新、体育健身场馆的建设、中西部旅游景区与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基础设施投资、欠发达地区的学校与医院的基建等等。
特别需要强调以下几点：一方面，相关财政开支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而是应由中央统筹调拨，不能加重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不能拖欠相关账款与工人工资，以最快速有效地提高相关就业与劳动收入。
另一方面，这些投资旨在重点促进对传统产业的内需。传统产业约占我国产业总量的80%到85%，而固定资产投资近年来之所以连续大幅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有三点：一是对于传统产业的需求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房地产业不再具有持续有力的发展预期；二是全国性的产业政策导向都在一致鼓励向战新产业与未来产业投资转型，而对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重视程度与政策支持力度都明显不足；三是传统产业的出口需求原来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如今一方面受到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越南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在这些传统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在加强，从而对中国该类出口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另外，与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相比，对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投资更加劳动密集型，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尤其是非熟练工人的就业岗位。最后，融资方面，建议中央可对本国发行更多的长期专项国债，利息收入优先让居民直接赚取，其次再让国内的银行或理财等金融机构购买，目的是直接提高消费者的收入与财富。
第三点建议：对于高收入群体，要通过税制改革等措施鼓励引导其为教育与公益事业捐款，并进一步促进高端消费市场的发展。例如，对私人游艇、私人飞机、高档别墅等奢侈品消费以及国产供给的管制应进一步放松，降低相关税率与费用，尽量实现对高端消费商品与服务的国产替代。不仅如此，在舆论上应对高端消费保持足够宽容，只要是财产与收入合法，消费合法，就无可非议。我们希望避免的是，富人在国内有钱花不了或者不敢花，只好到国外消费，从而损失了国内的就业岗位与相关收入。总之，需要尽量为国内所有合法的消费需求提供足够的国内供给加以满足，这不是仅仅为了调整需求结构，更是为了创造就业，提高收入。
第四点建议：着力提升青年就业率，切实从政策上鼓励新型科技创业并支持和规范灵活就业，同时重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与就业帮扶。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传统产业相对而言更加劳动密集且对技术专业要求相对较低，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迅速普及，对于很多工作岗位，尤其是各种初级岗位的替代作用非常明显。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我国的制度优势、经济规模优势、产业门类齐全优势与人才优势，通过鼓励新兴科技创业和高质量灵活就业，一方面直接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促进新兴产业的新的应用场景与新的商业模式的发现与拓展，以进一步夯实我国产业升级的根基。对于吸收就业贡献大但面临自动化技术替代威胁亦较大的传统产业，包括诸如代驾与外卖骑手这类服务业，政府不应放任不管，而是要加快认真研究、前置性地慎重以对，从税收政策等方面对就业贡献大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支持，缓解社会失业压力。
编辑 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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